浅析宋明理学对中医学治学方法及基础理论之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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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明理学“格物致知”思想和方法,在宋至明清时期为中医学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激发了各家学说的崛起,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东丽
宋明理学“格物致知”思想和方法,在宋至明清时期为中医学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激发了各家学说的崛起,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东丽[7]基于理学“穷理”的治学方法,从各家对于源头经典的阐释及代表医家的理论发挥和创说,阐述了格物致知对中医学术发展的正面影响。林殷等[8]从“穷究医典,博采众家”“亲躬践行,推求新知”“分立纲目,编纂医书”“以意推求,即经穷理”四方面,阐述了“格物致知”对宋以后医家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和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理学‘格物致知’论对医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但很难用其理论本身的唯心或唯物性质加以推断”。也有学者[9]从正负两重性阐述了宋明理学对后世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理学助力深化医理研究,又无形中设置了中医学向近代科学转换的话语障碍;“格物致知”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注重实践的认识方法,而其“心悟”的认识方法,滞碍了中医学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
宋明理学对中医理论的深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历史事实,其在认知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是客观现实。但是,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方法论来看,“格物”论对中医的影响,积极的一面远远大于消极的一面。以“向近代科学转换”“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为标准来评判理学“格物”论对中医的影响,仍然是陷入了西方科学中心主义的误区。
3 宋明理学对“法象药理”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宋代格物穷理之风渗入医药领域,医药学家开始从“知其然”深入到“知其所以然”去探讨药理。如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为药理探索的先行者,“本草之学,自此一变”(成无己)。其后,以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建立了“法象”用药阐理模式,使经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迈进了一大步[10],“补充了宋代以前药理学的匮乏,开创了药理学新思路,为后世的用药思辨开启了一种新的思潮”[11],法象药理初具雏形。
格物穷理催化了法象药理的产生和发展,而“‘法象’药理的介入,无疑扩大了格物穷理的范围”[12],论药阐理成为了本草研究的主流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明·王世贞)的《本草纲目》。其后,注重格物阐理的本草著作不一而足。现代学者概括提出的“法象药理”的概念,实际上综合了各家本草相关的理论认识。
当代学者关注到金元、明清时期的本草著作中“法象药理”有宋明理学的渗透和影响,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此。如有学者[13]探讨了《本草纲目》药理学与理学之间的哲学渊源,认为《本草纲目》在格物穷理思想的指导下,用气本论与象数之学构建、充实了肇始于金元的法象药理,构成了《本草纲目》的主要药理学,提升了对药理的研究,只是这样的研究取向并不全面,也难深刻,不能揭示其学术真实。也有学者[14-17]探讨了宋明理学对法象药理学的影响,认为法象药理学的构建援用了宋明理学中的体用说,并深受到理学知行观的影响,使其理论终沿着一条轨迹发展。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宋明理学影响下的“法象药理”理论的利弊,一方面认为法象药理在中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度丰富和发展了药学理论,为古代医药学家深入研究中药作用机理起到推动作用;一方面又以其“简单、机械的说理方式使之沦入形而上学”“导致了药物功效认识的浅显平庸化”“对中药药理的解释缺少规范性和一致性”等为论,认为法象药理影响到深入考求药物功效的机理,也阻碍了中药功效研究在临床实践和实验中的创新,并最终使中医药发展偏离科学实证的道路。
“法象药理”积极作用已成历史,消极作用才是现实?这完全是认知方式陷入误区得出的错误结论。“形而上学”“偏离科学实证的道路”,与前文“形而上”“缺乏形态学支持”、滞碍“中医学向近代科学转换”和“走上实验医学的道路”之论如出一辙,问题不在“法象药理”自身,在认知层面。
4 宋代理学对后世医家学术思想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言:“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代理学的学术繁荣对中医学术流派、各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催化和直接的指导作用。有学者[18]指出,理学的思想争鸣,不仅为中医各家创新医学开启了先声,而且也为各家学说提供了哲学依据。其中,将理学思想融入自己的医学观点且独成一派的,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理学对丹溪学说的影响为学者们所关注。
文章来源:《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yyslxzz.cn/qikandaodu/2021/0801/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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