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张锡钧院士:给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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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锡钧教授知道后,建议陈可冀用Von-Euler荧光法,检测尿液的交感神经介质儿茶酚胺水平(以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为代表)作比较,当时这种检查方法在国际
张锡钧教授知道后,建议陈可冀用Von-Euler荧光法,检测尿液的交感神经介质儿茶酚胺水平(以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为代表)作比较,当时这种检查方法在国际上还刚刚开始使用。结果的确证明了血压越高,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高,弦脉脉搏波形表现也有一致的平行的改变。后来陈可冀将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60年第10期上。
攻读博士学位的4年里,无论是在车上,还是节假日中,他都是在看笔记、复习功课和默记重点中度过,像一位虔诚的苦行者,一心专注在求学上。192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时获得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回国成为北京协和医院一名内科住院医师。
在这之前,1959年,陈可冀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进修并协作,研究高血压病患者脉象表现的特点。他发现,高血压患者随着血压水平的高低不同、血压及病情轻重的不同,脉象虽都表现为弦脉,但弦脉脉搏波形的等级不同。经心电图、心音图、心冲击图、脉搏图的四图同步描记,证明脉搏波形确有不同。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薛全福教授谈起初识张锡钧时说,1958年,实验医学研究所成立。研究所展览会上,陈列了老一辈科学家当年的实验记录和文章文稿,供年轻科研人员学习。其中有不少是张锡钧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的英文实验记录和文稿。那些要点突出、简洁扼要、字迹整齐的记录和用记纹器(kymograph) 与熏烟纸描记的清晰的肌肉收缩图,给薛全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是从这些记录中体会到,实验记录不是流水账,是精心操作和周密思维的结晶,不仅记录实验得到什么结果,还应记下从中有什么想法,这样能对整体实验大有裨益。”
据中国科学院陈可冀院士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对冠心病开展研究。当时就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院长吴英恺院士担任组长,组织北京地区的防治冠心病协作组,有十几家医院共同参加协作研究,张锡钧教授带领陈孟勤及陆仲琦教授等生理学家也参加了有关机制的研究。
回忆起当时的决定,他说:“这是因为在对狗进行生理示范实验中,看到了可以使垂死的狗起死回生,我认为这和医学研究密切相关。”但芝加哥大学的生理学系和医学院分处城南、城西两地,每天乘车往返要两个多小时,而且医学院课程本来就很繁重。教务处不同意他同时攻读两个博士学位,说没有先例。在张锡钧的强烈要求下,教务处终于松口说如果教授本人同意,他们就不反对。
中学毕业后,张锡钧于1916-1920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被保送赴美留学,入读芝加哥大学医学预科,1922年获理学士学位,升入罗舒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张锡钧在医学院学习时对生理学非常感兴趣,萌发起同时攻读生理学博士学位的决心。
1899年,张锡钧院士在天津出生。1988年,89岁的这位老人卒于北京。作为我国近、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蜚声国际的老一辈生理学家,他对我国高血压防治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一辈优秀科学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移植到祖国土地上的结果。
张锡钧严肃地回答:“讲课怎么可以不认真准备呢?梅兰芳唱戏一辈子,演出前还要排练,何况生理学的学问浩如烟海,日日有新内容增加,有一些陈旧的内容须批判和淘汰。再有,要表达好,方法也是要紧的,还要掌握好时间。所以,试讲是需要的,不能随随便便,信口开河怎能讲好课呢?”
1933年,张锡钧赴英国伦敦皇家医学研究所戴尔爵士实验室进修,与同事盖顿经过努力,建立了用蛙腹直肌定量测定乙酰胆碱(ACh)的生物学方法,使戴尔得以确定他在牛、马脾中提取到的物质就是ACh。这是首次发现在动物体内有ACh的存在,这一方法迄今一直是生物学中测定ACh的经典技术。戴尔以神经的化学传递获得诺贝尔奖,并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演讲中特别提到张锡钧的工作。张锡钧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提出了“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加压反射”学说,证明刺激狗的颈迷走神经中枢端可以引起垂体后叶加压素释放而导致血压升高,加压素的释放是通过中枢有关神经通路及ACh介导实现的。
张锡钧的父亲张文藻老先生,是20世纪初难得的兼通中西医的天津名医。良医济世的家庭和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张锡钧立志长大后学医。
经过清华学堂、芝加哥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学习,张锡钧接受了中外不同的教育及各种文化的熏陶,但始终未改变的是他务实、审慎的作风。
文章来源:《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yyslxzz.cn/zonghexinwen/2022/0630/721.html